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没有驾照就上路，罚你10块大洋；有驾照却不带驾照，罚你4块大洋。

1932年，汉口市政府出台《市街交通管理规则》：“汽车及汽力脚踏车司机应向公安局登记，并考验合格，发给执照，方可驾车。无司机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三元，借用他人执照者罚银五元，另将该执照吊销。”汽力脚踏车就是摩托，无论开汽车还是骑摩托，都要经过汉口市公安局登记，都要考取驾照，否则罚款10块大洋。如果你考了驾照，开车或者骑摩托时没有带在身上，罚你3块大洋。如果你借用他人的驾照，罚你5块大洋，同时将所借的驾照吊销。

1943年6月22日，蒋介石给重庆国民政府下达了一份手令：“凡汽车司机均须持有驾驶执照方可准其驾驶，至于外籍司机，其欲在我国境内驾驶者，不论其有无本国执照，均须经我国政府之核准，领得我国执照方准行驶，否则概予取缔，希即拟定条例实施为要。”蒋介石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在中国开车，就不准无照驾驶。

由此可见，在解放前开车一样要带驾照，不带驾照一样会受罚。

（民国时的汽车行）

（1903年八国联军国侵华登陆地天津，组建了第一支交通管理警察。欧洲人对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被完全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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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南京市内汽车很少，据民国初年全国公路处的统计，当年全国拥有的各种机动车辆，包括摩托车在内一共只有6万多辆。从其车牌编号可以看出，南京市内各种机动车不超过一千辆。南京人出行虽有小火车，但市民代步还是以人力车、马车为主。“道路不平，电灯不明，车不过千”，是民国时期南京交通的写照。

　　南京成为民国首都，1927年到1937年南京市的总人口从30多万增长到百万以上。随着“黄金十年”首都建设的脚步加快，南京的汽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国民政府各机关、商号、洋行都拥有了各式汽车。1931年创办的江南汽车公司仅用5年时间，就独占了南京市内的客运市场。至1937年，南京市区开行6条公共汽车线路，2条郊区线路，另有3条南京至杭州、宜兴至无锡、南京至湖熟的长途客运线路，仅江南一家公司拥有的客运汽车就达304辆，职工1600多人。
　　人口和车辆虽然增加，南京市内道路的改善进度却明显落后，首都的交通设施也承受很大压力。汽车带来的交通事故也频频发生，当时的南京人戏称汽车为“市虎”。民国报纸《中央日报》上，几乎天天都有好几条南京市区“市虎”伤人的报道。

民国如何考驾照？

    现在的驾照是考出来的，在解放前领驾照需不需要经过考试呢？同样需要。只是民国时代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自始至终没有搞过统一的驾照考试。

    以上海为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这座城市有三个衙门可以颁发驾照：一、公共租界工部局，二、法租界工部局，三、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想拿英美驾照，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试；想拿法国驾照，去法租界工部局参加考试；想拿中国驾照，去上海公安局参加考试。好在这三种驾照都能通用。

    但是上海的驾照只能在上海用，到了北京就不一定好使了，因为北平市政府有规定：“持外地执照者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到公安局呈验执照，经考试合格后，方得驾车入市。”也就是说，当你从上海开车到北京的时候，必须把车停到郊区，然后搭车去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一场临时的驾照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把车开进去。这一点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现在不管是哪个地方颁发的驾照，在大陆每座城市都是通用的，除非你拿的是港澳台驾照或者外国驾照。

    为什么民国时代的驾照在国内不能通行无阻呢？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北京是这样规定的：“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肢健全、耳目聪明、无神经病者，方可考取驾驶执照。”上海的条件却比较宽松：“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经考验合格，即可领取驾驶执照。”开个车而已，管你有没有神经病干嘛？现在司机堵到尿急的时候，绕一个钟头也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有几个不犯神经病？

    再说考试。

    北京的驾照考试包括两大部分，先是口试，再是“实地考验”。口试相当于现在驾照考试的“科目一”，主要考汽车构造和驾驶规则，只是我们今天全是电脑答题，而民国北京却是口头答题—考官发问，考生回答，答得好，让你通过，答得不好，下回再考。

    实地考验又分两个环节。先是场考，考启动、挂挡、换挡、转向和熄火；然后路考，考转向、倒车、上坡和下坡。现在驾照考试里的“单边桥”、“S弯”、“左右库”、“定点停车”等等，在民国北京统统没有。

上海的驾照考试一般没有口试环节，直接考你实战技术。具体怎么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有区别。公共租界按美国办法考，场地先进，无需上路，考场里有宽道、窄道、弯道、土坎、山坡、停车场、交通管制的各种灯光，考生一一通过，场考加路考就全考完了。法租界也是这样，只不过考场里又加了一段特别光滑的玻璃路面，这段路面专门用来测验考生的雪地行车技术。至于华界是怎么测试的，暂时还没找到相关记载，估计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应该又有一套独特的测验方法。

   而针对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和道路交通混乱的现象，1935年，南京市工务局发布通告，公布新的“汽车驾驶人练习办法”。当时就已经有了驾照，分为学习照、普通照和职业司机照三类。培训方式有两种，一是“师傅带徒弟”方式；二是在驾校培训学习。民国时，南京就已有专门培训司机的驾校。

“师傅带徒弟”方式，一般要入行三年才能出师。这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比较适用，虽然时间比较长，但花费较少。当然，学徒期间是不拿工资的，刚开始一两年，徒弟是不能开车的。你要先从擦车洗车开始，到学习修车。第三年才能让你跟车，正式学习驾驶汽车。
    去驾校学开车的方式，对家境较好的青年人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学习正规，时间较短。
    说到考驾照，也就容易多了。在驾校练习开车半年后，就可以去考照了。车考项目单一，没有理论考试，也没有路考，只有考倒桩一项。考倒桩形式比现在电子桩又要简单。考场是由10根竹竿围成一个“T”字形车道，车子开进去再倒出来，只要不碰杆就算OK了，能够拿到一张“练习执照”。不过，拿到这个还没完事，民国驾照要考两次。过六个月之后，要再以练习执照去考五省市统一驾驶执照。这时，你才成为一名正式的司机。

   （南京市工务局公布的《廿四年度考验汽车驾驶人及核发五省市统一驾驶执照统计表》（原载于1935年《南京市政府公报》第120页），可以看出当时驾照考试的通过率还是蛮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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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司机收入优厚

1934年，《齐塘月刊》提到了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还有惠州、云门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折合50块大洋）。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用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各处相继筑路，驾驶人员所需极多，少年人学习此工，正合潮流之至。”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国民党基本统一中国的时候，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汽车数量迅速增加，公路里程也越来越长，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毕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对穷人的孩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不缺钱，甚至也不缺车，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照的兴趣更为浓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驾校自然应运而生。

（上海某高校女生在学开车，摘自《户外运动》1935年第3期） 

出现专业女子驾校

解放前甚至还出现了女子驾校。

1947年，上海房地产大亨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创办“女子驾驶人学校”。这位傅女士本人就会开车，1936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沪杭公路汽车竞赛”，傅文浩报名参加，她驾驶一辆跑车，用两小时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个抵达终点，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成了一大新闻。傅文浩说：“中国一切都落后，中国女子能驾驶汽车的真如凤毛麟角，而且一般人看见一个女子开车，莫不啧啧称奇，偶然停在路口，总拥上去一大批好奇的看客。实在外国女子开车十有九会，并无啥稀奇，我国这种旧脑筋实在大应改革。开车的技术并不十分困难，只要胆大心细，便可一学即会。况且我国公路已逐渐修复，驾驶人才实在需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她的驾校有一特色：既重视驾驶技艺，又重视机械原理，让女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术，万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车打开引擎盖，操起钳子就能搞定，决不让男司机看笑话。

（1947年在上海开办女子驾驶学校的傅文浩女士（左）及其闺蜜）

除了傅文浩，国民党时期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夫人也是开车能手。据当时媒体报道，吴国桢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其夫人每天四点半从莘福路家中开车出发，去市政府门口接他，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市政府本来给吴市长派了司机，但是市长夫人的驾驶技术更为出色，所以吴市长宁可让夫人来接。也许这位吴太太的驾驶技术就是在女子驾校学会的吧？

（南京国民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夫人黄卓群驾驶的派克牌汽车（模型），由美国底特律派克公司生产。）

【责任编辑：允翀】